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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语道：“乱世出英雄”。但窃以为“乱世见英雄”这句话放在安维峻身上，方见其英雄真本色。

幼年时，安父因三次乡试不第，遂绝意不仕，一心在家耕作，兼授子侄功课。安维峻自小便受到其父的严格教育，同治十二年(1873)，他十九岁时，应试考取第一名，得拔贡生，以七品小官在刑部供职。光绪元年(1875)8月，左宗棠以陕甘总督资格，监试陕甘分闱后的甘肃第一次乡试，应试者3000余人，安维峻考取第一解元，光绪六年(1880)朝考为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生，三年后，授编修。光绪十九年(1893年)，任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。

此时的中国，当政者昏馈无能，软弱又自负。为臣者欺上瞒下，唯求一己之富贵和荣华阿谀奉承，买官鬻爵，偷机钻营，谁愿负国家之重轭?谁又愿承民众之艰?况且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，是心向主战的光绪皇帝，还是主和的慈禧李鸿章之流，成为区分朝臣有无道义之心的风向标。福建道监察御史这一六品官职，是安维峻任翰林院编修十年后方才被授得，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以鲜有的勇气和刚直，在短短的十四个月的任期内，连续六十五道上疏，直言谏诤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《请诛李鸿章疏》：“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，固不欲战，有言战者，动遭呵斥，闻败则喜，闻胜则怒。中外臣民，无不切齿痛恨，欲食他鸿章之肉。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，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。臣未敢信。何者?皇太后既归政，若仍遇事牵制，将何以上对祖宗，下对天下臣民?”最后，义正严辞地提出要将“倒行逆施，接济倭贼”的李鸿章“明正典型，以尊主权而平众怒”。如此直呈国情、代言民意的奏疏一俟入宫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恼羞成怒的慈禧一道令下将安维峻交由刑都严惩，后经光绪皇帝曲意回护，方得幸免一死。安维峻因此遭革职，被发往张家口补过赎罪。但由此愤书一呼，安维峻“声震中外，人多荣之，访问者萃于门，饯送者塞于道，或赠以言，或咨以赆，车马饮食，众皆为供应。抵太所，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，聘主讲托才书院”(《清史稿》)。

光绪二十二年(1896)，李鸿章签订卖国的《中俄条约》，流放中的安维峻痛情难禁，连睡梦中都发出“此疏纵死必上”的呼喊，尔后又奋笔写下他刚直不阿的长吟：

国贼讨未成，遗恨长终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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